编者按：曾经，首都机场取缔吸烟室一事激起千层浪，众说纷纭。北京这种城市，按理说，凡事都是跟着国际潮流的步伐。可是，为何对待“控烟”一事，却捊出了自己的思维逻辑？要知道，日本机场有吸烟室，香港机场有吸烟室，欧洲机场也有机场室，而美国机场没有吸烟室。由此可见，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取缔了机场吸烟室。凡事都该经过科学的论证，而不是一味的控制、强制。机场，只是公共场所的一种。除此之外的其他公共场所，如餐厅、车站、写字楼是否也应该有吸烟室的存在呢？

随着控烟的加剧，朋友圈劝戒喊禁的声音四起，如《三手烟对健康的危害》、《是条汉子就戒烟吧》、《请您现在就戒烟，为了明天》等，也有朋友吐槽做志愿者时捡烟头被烫到手、西安钟楼一条路百分之八十的垃圾是烟头等，一些媒体也有了现成题材，去调查哪些公共场所还在设吸烟室，大力宣传北京市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举措……作为烟民，顿觉压力山大，但笔者还是要说，全面禁烟不如合理控烟，大型室内公共场所要设吸烟室，室外公共场所要设吸烟区。以下是提出这一观点的六大理由。

1、只要不危害他人健康和消防安全，烟民就有吸烟的自由，在公共场所设吸烟室（区），双方才能各安其事。当然，这也有个度，可能有人嗅觉灵敏，受不了别人身上的烟味，那可以保持距离，但这种厌恶构不成禁止吸烟的理由。至于有人拿烟民健康说事，那俺只能说，这是常识，不劳您操心，能戒当然好，但是否戒烟只能取决于烟民自己，不能用政策法规做强制要求。

2、公共场所是所有人的公共场所，既属于烟民，也属于非烟民，不能只听取某一群体的声音，只考虑某一群体的需求。对烟民来说，很多时候抽烟是刚性需求，是生理需求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这和上厕所是一个道理，你可以鄙视这种癖好，但在制定政策时却不能无视。而且，两类群体并无明确界限，非烟民无聊、伤心或喝酒时可能会点一根，而烟民多数时候也处在非烟民状态（这和“残障”是一种状态而非群体标签类似）。

3、公共政策出台前应经充分讨论，听取各方意见，由政府或非烟民单方提出和通过的全面禁烟不具备正当性。很讨厌有人拿这些规定说事，一些媒体也喜欢以此为标杆衡量一些场所有没有做到位，却不考虑这些规定本身有无问题。如果规定本身不合理，那肯定难以落实。想到前几天去世的数学家纳什，他以“纳什均衡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，而“纳什均衡”说的就是要在博弈中考虑互动，考虑了才有可能双赢，考虑不到很可能双输。目前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就是一个坏的“纳什均衡”，形成烟民与非烟民双输的局面。

4、烟民的素质和公共政策是否友好、公共设施是否到位密切相关。很多人吐槽二手烟危害，抱怨烟民不顾他人感受，不否认有部分烟民素质不高，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完善公共设施、改良公共政策来解决，不难发现，只要像郑州火车站那样设个小小的吸烟室，在厕所和过道中抽烟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，就不需要像北京西站那样要派专人盯守厕所，敲打厕门，非烟民（这其实也包括某一时刻不想吸烟的烟民）也可呼吸口新鲜空气。吸烟室的重要性，对烟民来说堪比公共厕所，试想如果马路上、公园里没有公共厕所，那随地大小便的人会不会增多？

5、烟民为中国税收做出巨大贡献，作为纳税人，理应享受到最起码的针对性公共服务。多年来，烟草行业的利税一直占到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，每包烟的定价中有一多半是税收，你可以诟病烟草经济，但却不能忽视烟民作为纳税人的所做的贡献，设个吸烟室，几乎不用什么成本，就可以让中国烟民吸得“幸福而有尊严”，何乐而不为之

6、好的公共生活要以权利为出发点，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，不能以个人喜恶为标准。烟民要尊重非烟民的感受，非烟民也要尊重烟民的需求，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分烟政策，而非禁烟政策。可我们现在，不光政策制定者有“家长制思维”，就连一些民众也是如此，只要打着“这是为了你好、这是为了大家好”的名义，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替天行道，搞一刀切的“全面禁烟”。

中国有三亿烟民，遗憾的是，因被污名已久，明确对全面禁烟说不、要求在公共场所设立吸烟室的烟民并不多。可如果自己不发声，命运只会掌握在别人手中，不管在何处抽烟，手里的烟头都可能随时会被强行掐灭。如果有人当面这么做，烟民很可能会因此和对方干一架，所谓“人争一口气”，可如果这只手来自政府部门呢？

理想的烟民，不应只是被嗜好绑架，只能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偷偷吸上两口，而是要有纳税人的意识，要有公民的担当，勇于为自我的正当权益鼓与呼，努力争取在阳光明媚、空气流通的吸烟室（区）自由呼吸，同时承担社会责任，不在人群密集处或密集空间中吸烟，也不乱丢烟头，有意愿的还可倡导改变烟盒包装、开发吸烟替代品等，以声音和行动为群体正名，自由而负责。